第三九零章 君权与相权
大明皇帝朱简炎在行宫住了几天，跟自己的父亲太上皇朱仲梁一起，在朱靖垣的建议的基础上，分析和讨论了后续改革的方向。
朱靖垣虽然特殊，但是朱靖垣的建议仍然只是建议，最终的决策还是要朱简炎来做。
朱靖垣很多理想化的设想，其实经常会被朱简炎和朱仲梁给压到现实方案上实行。
就比如说，朱靖垣认为，实设的九卿的品级，可以给先给从一品，也可以直接给正一品，同时建议直接给正一品。
这是朱靖垣习惯性的大方，而朱简炎和朱仲梁就习惯性的“吝啬”。
朱简炎理所当然的选择，就是初授九卿给从一品，三年后或者六年后，甚至准备到退休的时候，才会升授到正一品“荣退”。
与此同时，作为对大明的政治体系最了解的人，朱简炎和朱仲梁考虑的细节也更多。
比如说，在设立大域和分管九卿之后，如何确保本土直辖省份的实际地位高于大域？.??m
如果九卿分管着几个朝廷的中央衙署，同时还是一个大域的对应首脑，那九卿在处理日常事务的时候，会不会偏向于自己主管的大域？
如果不做针对性的调整，所谓的直辖省的事务，在分管九卿设立自后，仍然要送给对应的主管部门，然后再转到分管对应事务的九卿面前。
直辖省分需要联络的会是所有的部门，最终处理自己的事务的也是所有得九卿。
反过来看，九卿主管的这个大域的事务，则是通过大域本地确定的都护、总督、提刑官、御史六个主管分类官员，直接送到一个确定的分管九卿面前。
这种情况下，朱简炎觉得如果是九卿，就算是自己不是有心偏袒自己分管的大域，肯定也会因为对自己直接分管的大域的官员更熟悉，对事务有直接的决定权，不需要去找其他人，而理所当然的去优先处理这些事务。
这也会让分管九卿获得对应大域的“相权”。
太祖朱元章禁止设立宰相，本意是将相权并入到皇帝手中。
相权的本质，是在君主之外，官僚体系之内，另一份“通用决策权”。
决策权很重要，但是“通用”更加的重要，那是另一个官僚体系的“核心”。
官僚体系有自己的核心，就能甩开皇帝处理绝大部分事情。
朱元章将相权收入皇帝手中，将整个朝廷的通用决策权合并，全部集中于皇帝一身。
除了皇帝之外，朝廷之中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个体，在绝大部分政务上同时拥有决定权。
所有的官员，都只是某一个限定条件下的决策者，一个分管门类之内的决策者。
整个国家，整个朝廷的所有事务，最终归集的目标，都有皇帝一个人，皇帝大明唯一的核心。
在此之前，神州传统封建王朝的朝廷官僚体系之中，通常都有至少两个决策核心。
至少是有一个主要核心皇帝，一个或者多个次要核心是宰相。
朝廷少了一个主要核心，或者主要核心不负责任，其他的次要的核心运转起来，仍然能够维持这个体系的基本完整，维持这个体系的正常运转。
但是自朱元章之后，中央朝廷官僚体系的核心，只剩下了皇帝这一个主要核心。
脱离了皇帝这个核心，这个体系就直接分成几大部分，相互之间无法完成正常交互。
朝廷和官僚体系也就没办法正常运转，最起码是没办法合法的持续运转了。
朱元章用一整套的顶层构架，堵死了第二个核心出现的可能性，真正将集权进行到了极限。
自朱元章之后，在也没有出现过事实上的权臣。
哪怕皇帝完全不管事，它也是维系朝廷运转的必不可少的部分。
哪怕弄死现有的皇帝，也必须再立一个皇帝，否则整个体系仍然无法运转。
仁武朝之前的时代，出现了大学士不“票拟”，皇帝直接下旨被称为“中旨”，可能会得不到执行的情况。
但这并不意味着“中旨”是现代意义上的不合法文件。
票拟本来就不是圣旨合法与否的必要条件，圣旨和皇帝的意志本来就是法律。
拒绝执行的官员实际上就是在抗旨。
那时候的大学士，相当于官僚体系的代表和领袖，他们不票拟的做法，是表示官僚体系不支持皇帝的决定。
这种情况说明皇权和文官集团没有达成一致意见，而皇帝又想要强行推动自己想干的事情。
在官僚体系和文官集团不断膨胀的情况下，官僚体系在用拒绝执行的方式对抗皇权。
不票拟就是官僚体系首领向外发出的信号，意思相当于对着所有得官员们喊话：
“大家都不准按照皇帝说的办，谁去给皇帝办事，以后有你好果子吃！”
下级官员们不执行的原因，其实是担心以后会被官僚体系排挤，而不是说圣旨不合法。
如果皇帝有自己能够完全控制的下属，如果皇帝掌控者能够独立贯彻自己意志的执行力量，根本就不会在意圣旨有没有票拟。
世祖皇帝掌权的过程，就是重新建立自己班底的过程，也直接打碎了所谓的票拟惯例。
作为皇帝的朱简炎，以及当过皇帝的朱仲梁，都比臣子们对相权更加的敏感。
所以意识到这个问题自后，他们很快就做出了决定。
设立中央朝廷分管九卿的同时，必须调整和明确九卿们的决策范围。
九卿仍然只能是某一个范围的决策者，并且不是最终决策者。
宗伯相当于仁武朝之前的礼部尚书，只管文化、礼仪、教育，冢宰相当于以前的吏部尚书，只管官僚体系建设，司马相当于以前的兵部尚书，只管军事预算，军事建设放在都督府。
司徒管财政和税收，司空管工业和建设，司寇主管法治建设等等。
最终大体上还是按照朱仲梁的思路，基本上按照传统的九卿的职责去做了分配。
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做了调整，例如把民政从管财政的司徒身上了下来，分给太保管。
与此同时，九卿也不能是大域的真正主官，不能具有分管的大域内的“通用决策权”。
在仁武朝之前，朱元章之后，虽然完全拿到了中央衙署的通用决策权，但是地方上的决策权还是经常会在主管官员手中统一。
巡抚和总督都是某种形式上的地方通用决策者。
是到了仁武朝自后，再次将地方的决策权也全部分开了，原本已经基本固定化的巡抚和总督，再次逐步回到了特事特派，事毕撤销的最初模式。
还在府县两级都设立了独立的司法和监督机构，不再是知府和知县独尊了。
现在也当然不可能把一个大域的通用决策权交给分管九卿。
朱简炎和朱仲梁甚至不准备给分管九卿任何大域事务的直接决策权。
九卿们的主要职务，也是正式的第一职务，被确定为被分派管辖的几个中央衙署事务。
他们会成为皇帝之下的中央朝廷的最高决策团的成员。
但不是分管大域的主官。
大域的主官，仍然是总督、都护、提刑官、御史们，当地的绝大部分常规事务，应该由他们在当地直接做出决定，降低中央朝廷出面的事务的比例。
否则降低中央衙署工作压力的目的就无法实现了。
剩余的仍然需要专门报送中央朝廷的事务中，绝大部分的常规事务仍然要按照流程交给对应的中央衙署去处理，也不能直接送给分管的九卿。
设立大域总督、都护、提刑官、御史之后，对于朝廷的各个部门而言，相当于将这个大域的几个甚至几十个省，合并成了一个更大的省。
对应部门需要联络的人员数量直接缩减了一个数量级。
大域虽然有六个主官，作为“通用决策权”掌控者的皇帝，如果要直接管理大域，当然熟悉所有大域的所有五十四个主官的情况。
但朝廷的每一个部门，都是没有通用决策权，都只负责具体的某一类型的事务。
他们实际需要联络的人员，只是每个大域六个主官中的对应的那个。
户部负责民政，只需要联络分管的都护，经常传递公文的也肯定是都护手下的文书，不需要在意总督是谁，不可能知道总督手下有几个幕僚。
兵部负责军事预算，只需要联络总督，也不需要在意都护是谁。
刑部和都察院只需要联络提刑官，也不需要理会政务和军务的事情。
对于各个部门而言，九个大域就是多了九个联络人，增长幅度完全可以接受。
反过来看，大域的主管们，也都只是分管某一摊子事情，需要联络的部门仍然只有几个。
所以大域的事务直接送给分管部门的方式不会有问题。
这些事务到了对应部门之后，其中需要九卿做决定的，才会送到对应九卿面前。
九卿也是各自分管几个部门的一摊子事情，主要经常对接只有五六个部门的尚书，最多再加上总共十几个侍郎，以及几个经常来送文件的文书人员而已。
他们同样能够相对轻松的应付下来。
最后，只有朱仲梁和朱简炎专门列举出来的，皇帝认为应当和有必要直接让皇帝知晓，需要直接交给去做决定的特殊事务，才可以通过大域分管九卿直接送到皇帝面前。
这些事务的决策权仍然留在皇帝手中，而不是交给分管的九卿们去行使。
分管大域的九卿，是皇帝与大域直接沟通的桥梁，是皇帝与大域联络的中间人。
大域的官员太多，直接找皇帝，皇帝管不过来，所以让分管九卿做中转。
最终，九卿与分管大域的直接关系，被朱简炎定性成了转达、协调、安抚的作用。
绝大部分情况下，双方不会产生直接联系。
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，双方的关系才会真正体现出来。
这个关系在平时不重要，在特殊的时候非常的重要。
他们是大域官员跳过中央职能部门直接到皇帝面前的通道。
对皇帝而言，这是让大域的主官们和中央各部的官僚之间制衡的手段，也是在具有很大实权的九卿们之间的制衡手段。
如果职责对应的中央部门不负责，事务对应部门的分管九卿不负责，大域的官员就可以通过自己大域的分管的九卿，把事情捅到皇帝面前。
分管九卿和事务部门对应九卿，绝大部分情况下都不会是一个。
朱简炎和朱仲梁考虑好了实设九卿的定位之后，继续考虑的就是本土直辖省份的定位了。
总体而言就是要提升他们的地位，确保他们拥有真正的直辖身份。
最简单直接的方案就是提升官员的品级。
本土省份布政使、都指挥使、按察使、巡按御史全都提升到正二品。
与大域的总督、都护、提刑官等主官，以及中央衙署的尚书们平级。
其他直辖省分的中下级官僚品级也都比大域官僚高一级。
大域主官可以通过分管九卿，将特定的事务直接送到皇帝面前。
那直辖省分的布政使、都指挥使、按察使、巡按御史，也可以将同类事务直接投递到内阁，通过特定的内阁大学士们转达给皇帝。
每个内阁大学士负责接收两到三个本土直辖省份的特殊报告。
决策权当然同样全部留在皇帝手中。
这种策略也是理所当然的思路。
外朝增加了从一品甚至可能会成为正一品的实权官僚，那作为皇帝贴身幕僚的大学士们的身份也应该对应的提升。
所以朱简炎和朱仲梁同样考虑了内阁的地位和职责的调整。
仁武朝之前，内阁大学士本身的品级只是正五品，但是正常情况下都会用尚书、侍郎加衔提升到正二品待遇，甚至可能用三公、三孤加封到一品。
仁武朝之后，不再给内阁大学士价外朝的官衔，但是本身的品级全都提到了正二品，退休之前根据情况给荣誉加衔，从一品或者正一品。
以后将会根据实际情况，在任职之后就实际加封到从一品，在退休之前会选择性的加封到正一品，甚至可能给与爵位。
幕僚分权是所有人都试图避免，但是也都无法完全避免的现实。
世祖皇帝虽然把内阁大学士打回了幕僚的原型，并身体力行的保持了几十年，但却并没有留下不准再给大学士权力的祖制。
在一大堆违背祖制的改革之中，给大学士们增加一个传达特殊消息的职责，这根本就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，比这大的事情太多了。
如果皇帝是董事长兼总裁，那以后得实设九卿，相当于分管几个部门的副总裁。
以前的内阁大学士算是总裁秘书的话，以后就可能会变成总裁助理了。
朱靖垣虽然特殊，但是朱靖垣的建议仍然只是建议，最终的决策还是要朱简炎来做。
朱靖垣很多理想化的设想，其实经常会被朱简炎和朱仲梁给压到现实方案上实行。
就比如说，朱靖垣认为，实设的九卿的品级，可以给先给从一品，也可以直接给正一品，同时建议直接给正一品。
这是朱靖垣习惯性的大方，而朱简炎和朱仲梁就习惯性的“吝啬”。
朱简炎理所当然的选择，就是初授九卿给从一品，三年后或者六年后，甚至准备到退休的时候，才会升授到正一品“荣退”。
与此同时，作为对大明的政治体系最了解的人，朱简炎和朱仲梁考虑的细节也更多。
比如说，在设立大域和分管九卿之后，如何确保本土直辖省份的实际地位高于大域？.??m
如果九卿分管着几个朝廷的中央衙署，同时还是一个大域的对应首脑，那九卿在处理日常事务的时候，会不会偏向于自己主管的大域？
如果不做针对性的调整，所谓的直辖省的事务，在分管九卿设立自后，仍然要送给对应的主管部门，然后再转到分管对应事务的九卿面前。
直辖省分需要联络的会是所有的部门，最终处理自己的事务的也是所有得九卿。
反过来看，九卿主管的这个大域的事务，则是通过大域本地确定的都护、总督、提刑官、御史六个主管分类官员，直接送到一个确定的分管九卿面前。
这种情况下，朱简炎觉得如果是九卿，就算是自己不是有心偏袒自己分管的大域，肯定也会因为对自己直接分管的大域的官员更熟悉，对事务有直接的决定权，不需要去找其他人，而理所当然的去优先处理这些事务。
这也会让分管九卿获得对应大域的“相权”。
太祖朱元章禁止设立宰相，本意是将相权并入到皇帝手中。
相权的本质，是在君主之外，官僚体系之内，另一份“通用决策权”。
决策权很重要，但是“通用”更加的重要，那是另一个官僚体系的“核心”。
官僚体系有自己的核心，就能甩开皇帝处理绝大部分事情。
朱元章将相权收入皇帝手中，将整个朝廷的通用决策权合并，全部集中于皇帝一身。
除了皇帝之外，朝廷之中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个体，在绝大部分政务上同时拥有决定权。
所有的官员，都只是某一个限定条件下的决策者，一个分管门类之内的决策者。
整个国家，整个朝廷的所有事务，最终归集的目标，都有皇帝一个人，皇帝大明唯一的核心。
在此之前，神州传统封建王朝的朝廷官僚体系之中，通常都有至少两个决策核心。
至少是有一个主要核心皇帝，一个或者多个次要核心是宰相。
朝廷少了一个主要核心，或者主要核心不负责任，其他的次要的核心运转起来，仍然能够维持这个体系的基本完整，维持这个体系的正常运转。
但是自朱元章之后，中央朝廷官僚体系的核心，只剩下了皇帝这一个主要核心。
脱离了皇帝这个核心，这个体系就直接分成几大部分，相互之间无法完成正常交互。
朝廷和官僚体系也就没办法正常运转，最起码是没办法合法的持续运转了。
朱元章用一整套的顶层构架，堵死了第二个核心出现的可能性，真正将集权进行到了极限。
自朱元章之后，在也没有出现过事实上的权臣。
哪怕皇帝完全不管事，它也是维系朝廷运转的必不可少的部分。
哪怕弄死现有的皇帝，也必须再立一个皇帝，否则整个体系仍然无法运转。
仁武朝之前的时代，出现了大学士不“票拟”，皇帝直接下旨被称为“中旨”，可能会得不到执行的情况。
但这并不意味着“中旨”是现代意义上的不合法文件。
票拟本来就不是圣旨合法与否的必要条件，圣旨和皇帝的意志本来就是法律。
拒绝执行的官员实际上就是在抗旨。
那时候的大学士，相当于官僚体系的代表和领袖，他们不票拟的做法，是表示官僚体系不支持皇帝的决定。
这种情况说明皇权和文官集团没有达成一致意见，而皇帝又想要强行推动自己想干的事情。
在官僚体系和文官集团不断膨胀的情况下，官僚体系在用拒绝执行的方式对抗皇权。
不票拟就是官僚体系首领向外发出的信号，意思相当于对着所有得官员们喊话：
“大家都不准按照皇帝说的办，谁去给皇帝办事，以后有你好果子吃！”
下级官员们不执行的原因，其实是担心以后会被官僚体系排挤，而不是说圣旨不合法。
如果皇帝有自己能够完全控制的下属，如果皇帝掌控者能够独立贯彻自己意志的执行力量，根本就不会在意圣旨有没有票拟。
世祖皇帝掌权的过程，就是重新建立自己班底的过程，也直接打碎了所谓的票拟惯例。
作为皇帝的朱简炎，以及当过皇帝的朱仲梁，都比臣子们对相权更加的敏感。
所以意识到这个问题自后，他们很快就做出了决定。
设立中央朝廷分管九卿的同时，必须调整和明确九卿们的决策范围。
九卿仍然只能是某一个范围的决策者，并且不是最终决策者。
宗伯相当于仁武朝之前的礼部尚书，只管文化、礼仪、教育，冢宰相当于以前的吏部尚书，只管官僚体系建设，司马相当于以前的兵部尚书，只管军事预算，军事建设放在都督府。
司徒管财政和税收，司空管工业和建设，司寇主管法治建设等等。
最终大体上还是按照朱仲梁的思路，基本上按照传统的九卿的职责去做了分配。
同时根据实际情况做了调整，例如把民政从管财政的司徒身上了下来，分给太保管。
与此同时，九卿也不能是大域的真正主官，不能具有分管的大域内的“通用决策权”。
在仁武朝之前，朱元章之后，虽然完全拿到了中央衙署的通用决策权，但是地方上的决策权还是经常会在主管官员手中统一。
巡抚和总督都是某种形式上的地方通用决策者。
是到了仁武朝自后，再次将地方的决策权也全部分开了，原本已经基本固定化的巡抚和总督，再次逐步回到了特事特派，事毕撤销的最初模式。
还在府县两级都设立了独立的司法和监督机构，不再是知府和知县独尊了。
现在也当然不可能把一个大域的通用决策权交给分管九卿。
朱简炎和朱仲梁甚至不准备给分管九卿任何大域事务的直接决策权。
九卿们的主要职务，也是正式的第一职务，被确定为被分派管辖的几个中央衙署事务。
他们会成为皇帝之下的中央朝廷的最高决策团的成员。
但不是分管大域的主官。
大域的主官，仍然是总督、都护、提刑官、御史们，当地的绝大部分常规事务，应该由他们在当地直接做出决定，降低中央朝廷出面的事务的比例。
否则降低中央衙署工作压力的目的就无法实现了。
剩余的仍然需要专门报送中央朝廷的事务中，绝大部分的常规事务仍然要按照流程交给对应的中央衙署去处理，也不能直接送给分管的九卿。
设立大域总督、都护、提刑官、御史之后，对于朝廷的各个部门而言，相当于将这个大域的几个甚至几十个省，合并成了一个更大的省。
对应部门需要联络的人员数量直接缩减了一个数量级。
大域虽然有六个主官，作为“通用决策权”掌控者的皇帝，如果要直接管理大域，当然熟悉所有大域的所有五十四个主官的情况。
但朝廷的每一个部门，都是没有通用决策权，都只负责具体的某一类型的事务。
他们实际需要联络的人员，只是每个大域六个主官中的对应的那个。
户部负责民政，只需要联络分管的都护，经常传递公文的也肯定是都护手下的文书，不需要在意总督是谁，不可能知道总督手下有几个幕僚。
兵部负责军事预算，只需要联络总督，也不需要在意都护是谁。
刑部和都察院只需要联络提刑官，也不需要理会政务和军务的事情。
对于各个部门而言，九个大域就是多了九个联络人，增长幅度完全可以接受。
反过来看，大域的主管们，也都只是分管某一摊子事情，需要联络的部门仍然只有几个。
所以大域的事务直接送给分管部门的方式不会有问题。
这些事务到了对应部门之后，其中需要九卿做决定的，才会送到对应九卿面前。
九卿也是各自分管几个部门的一摊子事情，主要经常对接只有五六个部门的尚书，最多再加上总共十几个侍郎，以及几个经常来送文件的文书人员而已。
他们同样能够相对轻松的应付下来。
最后，只有朱仲梁和朱简炎专门列举出来的，皇帝认为应当和有必要直接让皇帝知晓，需要直接交给去做决定的特殊事务，才可以通过大域分管九卿直接送到皇帝面前。
这些事务的决策权仍然留在皇帝手中，而不是交给分管的九卿们去行使。
分管大域的九卿，是皇帝与大域直接沟通的桥梁，是皇帝与大域联络的中间人。
大域的官员太多，直接找皇帝，皇帝管不过来，所以让分管九卿做中转。
最终，九卿与分管大域的直接关系，被朱简炎定性成了转达、协调、安抚的作用。
绝大部分情况下，双方不会产生直接联系。
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，双方的关系才会真正体现出来。
这个关系在平时不重要，在特殊的时候非常的重要。
他们是大域官员跳过中央职能部门直接到皇帝面前的通道。
对皇帝而言，这是让大域的主官们和中央各部的官僚之间制衡的手段，也是在具有很大实权的九卿们之间的制衡手段。
如果职责对应的中央部门不负责，事务对应部门的分管九卿不负责，大域的官员就可以通过自己大域的分管的九卿，把事情捅到皇帝面前。
分管九卿和事务部门对应九卿，绝大部分情况下都不会是一个。
朱简炎和朱仲梁考虑好了实设九卿的定位之后，继续考虑的就是本土直辖省份的定位了。
总体而言就是要提升他们的地位，确保他们拥有真正的直辖身份。
最简单直接的方案就是提升官员的品级。
本土省份布政使、都指挥使、按察使、巡按御史全都提升到正二品。
与大域的总督、都护、提刑官等主官，以及中央衙署的尚书们平级。
其他直辖省分的中下级官僚品级也都比大域官僚高一级。
大域主官可以通过分管九卿，将特定的事务直接送到皇帝面前。
那直辖省分的布政使、都指挥使、按察使、巡按御史，也可以将同类事务直接投递到内阁，通过特定的内阁大学士们转达给皇帝。
每个内阁大学士负责接收两到三个本土直辖省份的特殊报告。
决策权当然同样全部留在皇帝手中。
这种策略也是理所当然的思路。
外朝增加了从一品甚至可能会成为正一品的实权官僚，那作为皇帝贴身幕僚的大学士们的身份也应该对应的提升。
所以朱简炎和朱仲梁同样考虑了内阁的地位和职责的调整。
仁武朝之前，内阁大学士本身的品级只是正五品，但是正常情况下都会用尚书、侍郎加衔提升到正二品待遇，甚至可能用三公、三孤加封到一品。
仁武朝之后，不再给内阁大学士价外朝的官衔，但是本身的品级全都提到了正二品，退休之前根据情况给荣誉加衔，从一品或者正一品。
以后将会根据实际情况，在任职之后就实际加封到从一品，在退休之前会选择性的加封到正一品，甚至可能给与爵位。
幕僚分权是所有人都试图避免，但是也都无法完全避免的现实。
世祖皇帝虽然把内阁大学士打回了幕僚的原型，并身体力行的保持了几十年，但却并没有留下不准再给大学士权力的祖制。
在一大堆违背祖制的改革之中，给大学士们增加一个传达特殊消息的职责，这根本就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，比这大的事情太多了。
如果皇帝是董事长兼总裁，那以后得实设九卿，相当于分管几个部门的副总裁。
以前的内阁大学士算是总裁秘书的话，以后就可能会变成总裁助理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