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五百四十二章 不务正业的建筑师
由于贝尔、特斯拉、乔治·伊士曼几人都是美国科学界、工业界名流，得知他们到达，上海租界不少高层出席了这场晚宴，甚至新任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也从北京坐火车来到了上海。
芮恩施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个耳熟能详的名字，一直到五四时期，他都担任着美国驻华公使。
芮恩施进屋后摘下帽子，与几人一一握手：“真是令人吃惊，我们在美国没有认识的机会，竟然在遥远的上海第一次见了面。”
贝尔吸了口烟斗问道：“芮恩施是你的中文名字？”
芮恩施说：“是音译，不过我喜欢这个名字。”
贝尔饶有兴致地继续问道：“你可以写出来吗？”
“当然可以！”芮恩施说，“我敢说我是现在所有美国人里写中文最好的……之一！”
芮恩施边说边掏出钢笔在一张纸上写下自己名字的中文。
“真漂亮！”贝尔说，“这种奇妙的文字结构太让人着迷了，难以想象你可以完美掌握中文的书写。”
芮恩施洋洋自得道：“我已经研究中国文化十多年，阅读了大量中国典籍，并且尝试练过毛笔书法。”
特斯拉突然问道：“公使先生最喜欢哪位中国名人？”
芮恩施脱口而出：“王阳明。”
贝尔、特斯拉和乔治·伊士曼头上都一堆问号，他们在半个月的航行中已经了解了很多中国文化，竟然没有听过这个名字。
“旺养明？”贝尔艰难地复述了一遍，然后说，“他是一个什么人？”
“天哪！”芮恩施立马侃侃而谈，“王阳明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学者、军事家、教育家，他在明朝文化界中举足轻重，哦，明朝是清朝以前的中国朝代。”
贝尔点点头：“这点我在船上听李谕讲过。”
芮恩施继续说：“我十年前开始读《王阳明全集》，他的‘心学’理论深深震撼了我。从此以后我的许多研究都受到了他‘知行合一’的影响。”
贝尔一头雾水：“知行合一又是什么？”
“就像……”芮恩施想了想说，“就像理论结合实践，但其内涵要更加丰富。”
特斯拉说：“听起来颇有杜威教授的味道。”
芮恩施说：“有区别，不过这种区别只能你自己去用心体会。”
贝尔笑道：“你似乎已经成了那位几百年前人物的信徒。”
芮恩施说：“我很想引用中国一句很有趣的话，愿为阳明门下走狗。”
“走狗这词不好。”乔治·伊士曼说。
“如果你多了解了解，就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说了，”芮恩施道，“而且中文这门语言奇妙就奇妙在没有固定语法，用好了什么词语都可以成为我们喜欢的双关语。”
这位老哥目前确实是个中国迷，已经不是常规意义上简简单单的“中国通”。
早在上个世纪末，芮恩施就在威斯康星大学开设了世界上第一门国际关系学课程——《全球政治学》。在美国学术界，芮恩施率先把“中国和东亚问题”纳入“全球政治学”的研究范畴，从而使现代“国际关系学”真正具备了“世界政治”的内涵。
紧接着他出版了二十世纪初颇有影响力的《世界政治》一书，在清末和日本非常受欢迎，不少学者奉为圭臬，就连梁启超都在文章中多次介绍他的作品。
当周诒春等留学生到威斯康星大学留学时，芮恩施认为“道成了肉身”。——能说出“道”这个字，就超过了很多洋人。
此后周诒春执掌清华，便把许多“威斯康星理念”引入到了清华大学的校园文化体系中。
当然了，更不能否认的是，能被美国选为驻华大使，芮恩施绝对是门户开放政策的坚定支持者，最深层次考虑的必然是老美利益。
贝尔他们对中国文化本来就充满好奇，让芮恩施说得更加心痒难耐。
贝尔一连串问了很多问题，芮恩施都从美国人的思维进行了回答，虽然有些不全面，但他们同属一个文化体系，貌似更容易理解。
过了一会儿，上海电报局局长袁长坤敲门进入。
袁长坤曾经是留美幼童，在晚清时代就接触过电报相关工作。
他穿着一身新定制的西装，拱手道：“诸位，本人上海电报局局长袁长坤，非常欢迎大家来到上海。”
贝尔友好道：“电报局嘛，来得比较对路，我这人并不喜欢和政界过多接触。”
袁长坤早就听闻贝尔、李谕等人大名，对贝尔恭敬道：“您是电话的祖师爷，现在我还保留着一台您的电话机。”
贝尔笑道：“老古董罢了，留着有什么用。”
袁长坤问道：“贝尔先生、特斯拉先生、伊士曼先生，你们来中国是为了考察电报产业以及照相产业吗？”
特斯拉为人最直，回答道：“我们只不过想借着科学考察的名义来随便玩玩。”
芮恩施哈哈笑道：“只有伊士曼有做点生意的打算。”
袁长坤遗憾道：“太可惜了。”
“没什么好可惜的，我们完全是冲着李谕院士的面子而来，”贝尔吹了口烟卷说，“我哪，是个已经退休的老头，只想到处溜达溜达；特斯拉先生是李谕公司的管理人员，也是个爱到处跑的人；伊士曼先生则是欣赏李谕先生的能力，同时看中了亚洲市场的巨大潜力，同时他作为照相行业人员，如果能在东亚拍几组好看的照片，对他的柯达照相机推广也有益处。”
袁长坤说：“李谕先生值得尊重，要不是他，看来也请不到诸位来华。”
李谕随口说：“袁兄过奖了。”
贝尔现在玩心确实蛮重，成立航空实验协会也是觉得有趣，所以没几句话就又扯到去哪里继续旅旅游的话题上，“李，你在船上咋说的来着，什么看五岳又看黄山，不看这个又不看那个的。到底去哪座山？”
李谕笑道：“如果求近，看看泰山就好，正好铁路经过。”
伊士曼接着说：“还有传言中的长城、紫禁城。”
李谕摊手道：“长城好说，但紫禁城有点难度。”
伊士曼说：“我本来还想给小皇帝拍张照，回去后绝对能登上头条。”
贝尔戏谑道：“要是去了日本国，你是不是也想进日本皇宫，然后给天皇拍照？”
“那也可以！不过日本的皇宫我听人讲过，太小，没有意思，”伊士曼说，“再说现在中国不是已经不再认皇帝了？这种反差感最能抓人眼球。”
伊士曼挺有商业眼光，李谕说：“以摄影的名义进宫的人并不少，有可能通过。”
“太好了！”伊士曼两眼放光，然后问芮恩施，“公使先生，您进过紫禁城吗？有什么讲究？”
芮恩施说：“朝代更替后，我就没有去过，都是在陆军部大楼或者海军部大楼见总统以及议员。”
伊士曼已然跃跃欲试：“通过您递交照会，一定有机会！”
芮恩施说：“回到北京城后，我见到外交部的人员后帮你问问。不久后紫禁城要举办仪式，盛装华服更加适合你取景拍照。”
袁长坤则说：“诸位到了北京，我会提前告诉交通部长，梁士诒先生一定亲自带你们游历。”
交通部在民国时期是个实权派部门，下设电政、邮政、路政、航政4个司，负责管理全国铁路、邮政、电政、航政等事务。
交通部的权限非常广，所以交通系才能在民国初年成为一支非常强大的派系，目前的交通系是梁士诒为首的“旧交通系”，几年后还有曹汝霖的“新交通系”。
不过其实他们还是一家子，多年后梁士诒从日本归国，新旧交通系同时存在。只不过因为梁士诒比较早，才多了个“旧”字。
他们一直聊玩，而冯如则逮着机会就与李谕讨论飞机相关话题。
正好李谕拿出了刚刚设计好的降落伞设计图，对他说：“这件东西能保命。”
旁边的贝尔瞟了一眼，立刻猜到是什么，也凑过来端详起来。
“李谕院士不愧是全世界最重视安全之人，申请了汽车安全带专利，如今又设计了飞机上的降落伞。”贝尔说。
“这可不是怕死，”李谕笑道，“我一直认为，飞机如果不能像汽车一样摆脱冒险属性，一定不会有未来。”
“这句话我喜欢，”贝尔说，“毕竟谁都不想在七八百米甚至上千米的高空中做自由落体。”
冯如明白李谕是理论大师，于是试探地问道：“除了降落伞，先生莫非还做了其他研究？”
“有的，”李谕又掏出一些演算纸，“我对飞机的空气动力学进行了探讨，同时推导了一下最小诱导力公式。”
理论方面是李谕最擅长的。
贝尔看着这些公式，半天才琢磨出一点端倪：“李谕先生难道是要在物理与数学上说明飞机的空气动力学原理？”
李谕说：“好眼力。”
二十世纪最初的十来年，基本上所有飞机设计师都不明白机翼的空气动力究竟是怎样的，机翼的哪些部分会受到更多的空气动力这种细节问题更无从知晓。
所以机翼才会有很多形状，设计的时候全凭直觉。
没错，真的是依靠直觉……
包括莱特兄弟，设计飞机机翼时没有考虑太多，就是借鉴过往经验，然后用了一点初级的风洞数据，接着就靠脑子里的直觉做出了飞行者一号。
但直觉能让飞机诞生，绝不可能让飞机发扬壮大。
贝尔说：“你的数据非常新，是不是来自法国的埃菲尔先生？”
李谕点点头：“我给庞加莱先生发电报，让他帮忙要了过来。”
两人提到的埃菲尔就是埃菲尔铁塔的设计师——古斯塔夫·埃菲尔。
埃菲尔作为土木建筑师，虽然不懂空气动力学，但是他会建造风洞啊！
而且埃菲尔测量了机翼上详细的压力分布，这些数据成了分析空气动力学的第一手资料。
贝尔翻了几页，然后说：“你的数理能力每次都让我非常惊叹，这些复杂的计算就已经难倒太多人。”
他依然不知道李谕有神奇计算器，在分析数据方面，李谕领先其他人太多太多。
特斯拉则问道：“你看得懂法文的数据？”
目前德国科技最强，英法紧随其后，三国文字不同，很多信息并不能及时同步。
相当多有价值的研究论文在德国或者法国先搞出来，一两年后才翻译成英文。
而英文资料即便不翻译，大部分德国和法国研究者也能看懂。
也就是说现在仅仅懂英文是不够的。
李谕说：“数据自然看得懂，法文虽说不太明白，但我夫人的法文水平相当不错，能帮我翻译。”
伊士曼笑道：“太方便了！”
李谕乐道：“这叫男女搭配，干活不累。”
贝尔翻完演算稿后说：“根据后面的力学分析看，你认为硬壳式机身更好？”
“是的，”李谕说，“从达·芬奇最先设计出薄翼剖面开始，偏纯机械学的设计模式就一直统治飞机设计。但如果多做风洞试验，就可以发现硬壳式设计下的流线型机身更符合空气动力学要求。”
冯如说：“但这样僵硬的结构，不就脱离了鸟类翅膀轻盈灵动的原理？”
“你说的就是问题所在，”李谕道，“鸟是鸟，飞机是飞机，完全是两码事，不能参照鸟类的特点来造飞机，前人已经在鸟翼机上失败太多次。而且硬壳式机身拥有更轻的重量、更高的强度，优点很明显。”
贝尔思索了一会儿说：“但这么做会大幅提升成本，而且一旦受到损伤将难以修复。”
李谕叹道：“这就是材料学的问题了，我看好一种新材料，不过应用到飞机上不知道什么时候。”
“您指的是硬铝？”冯如问。
李谕点点头，然后安慰说：“即便用不上金属，只是使用木材拼接，也能达到一定效果。”
冯如相信李谕的判断：“咱们就用您的结构做。”
“飞机制造不是太难的事，”李谕说，“我想你更应该快点把那台教练机组装好，好让我赶紧考下来飞行执照！”
(本章完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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芮恩施进屋后摘下帽子，与几人一一握手：“真是令人吃惊，我们在美国没有认识的机会，竟然在遥远的上海第一次见了面。”
贝尔吸了口烟斗问道：“芮恩施是你的中文名字？”
芮恩施说：“是音译，不过我喜欢这个名字。”
贝尔饶有兴致地继续问道：“你可以写出来吗？”
“当然可以！”芮恩施说，“我敢说我是现在所有美国人里写中文最好的……之一！”
芮恩施边说边掏出钢笔在一张纸上写下自己名字的中文。
“真漂亮！”贝尔说，“这种奇妙的文字结构太让人着迷了，难以想象你可以完美掌握中文的书写。”
芮恩施洋洋自得道：“我已经研究中国文化十多年，阅读了大量中国典籍，并且尝试练过毛笔书法。”
特斯拉突然问道：“公使先生最喜欢哪位中国名人？”
芮恩施脱口而出：“王阳明。”
贝尔、特斯拉和乔治·伊士曼头上都一堆问号，他们在半个月的航行中已经了解了很多中国文化，竟然没有听过这个名字。
“旺养明？”贝尔艰难地复述了一遍，然后说，“他是一个什么人？”
“天哪！”芮恩施立马侃侃而谈，“王阳明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学者、军事家、教育家，他在明朝文化界中举足轻重，哦，明朝是清朝以前的中国朝代。”
贝尔点点头：“这点我在船上听李谕讲过。”
芮恩施继续说：“我十年前开始读《王阳明全集》，他的‘心学’理论深深震撼了我。从此以后我的许多研究都受到了他‘知行合一’的影响。”
贝尔一头雾水：“知行合一又是什么？”
“就像……”芮恩施想了想说，“就像理论结合实践，但其内涵要更加丰富。”
特斯拉说：“听起来颇有杜威教授的味道。”
芮恩施说：“有区别，不过这种区别只能你自己去用心体会。”
贝尔笑道：“你似乎已经成了那位几百年前人物的信徒。”
芮恩施说：“我很想引用中国一句很有趣的话，愿为阳明门下走狗。”
“走狗这词不好。”乔治·伊士曼说。
“如果你多了解了解，就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说了，”芮恩施道，“而且中文这门语言奇妙就奇妙在没有固定语法，用好了什么词语都可以成为我们喜欢的双关语。”
这位老哥目前确实是个中国迷，已经不是常规意义上简简单单的“中国通”。
早在上个世纪末，芮恩施就在威斯康星大学开设了世界上第一门国际关系学课程——《全球政治学》。在美国学术界，芮恩施率先把“中国和东亚问题”纳入“全球政治学”的研究范畴，从而使现代“国际关系学”真正具备了“世界政治”的内涵。
紧接着他出版了二十世纪初颇有影响力的《世界政治》一书，在清末和日本非常受欢迎，不少学者奉为圭臬，就连梁启超都在文章中多次介绍他的作品。
当周诒春等留学生到威斯康星大学留学时，芮恩施认为“道成了肉身”。——能说出“道”这个字，就超过了很多洋人。
此后周诒春执掌清华，便把许多“威斯康星理念”引入到了清华大学的校园文化体系中。
当然了，更不能否认的是，能被美国选为驻华大使，芮恩施绝对是门户开放政策的坚定支持者，最深层次考虑的必然是老美利益。
贝尔他们对中国文化本来就充满好奇，让芮恩施说得更加心痒难耐。
贝尔一连串问了很多问题，芮恩施都从美国人的思维进行了回答，虽然有些不全面，但他们同属一个文化体系，貌似更容易理解。
过了一会儿，上海电报局局长袁长坤敲门进入。
袁长坤曾经是留美幼童，在晚清时代就接触过电报相关工作。
他穿着一身新定制的西装，拱手道：“诸位，本人上海电报局局长袁长坤，非常欢迎大家来到上海。”
贝尔友好道：“电报局嘛，来得比较对路，我这人并不喜欢和政界过多接触。”
袁长坤早就听闻贝尔、李谕等人大名，对贝尔恭敬道：“您是电话的祖师爷，现在我还保留着一台您的电话机。”
贝尔笑道：“老古董罢了，留着有什么用。”
袁长坤问道：“贝尔先生、特斯拉先生、伊士曼先生，你们来中国是为了考察电报产业以及照相产业吗？”
特斯拉为人最直，回答道：“我们只不过想借着科学考察的名义来随便玩玩。”
芮恩施哈哈笑道：“只有伊士曼有做点生意的打算。”
袁长坤遗憾道：“太可惜了。”
“没什么好可惜的，我们完全是冲着李谕院士的面子而来，”贝尔吹了口烟卷说，“我哪，是个已经退休的老头，只想到处溜达溜达；特斯拉先生是李谕公司的管理人员，也是个爱到处跑的人；伊士曼先生则是欣赏李谕先生的能力，同时看中了亚洲市场的巨大潜力，同时他作为照相行业人员，如果能在东亚拍几组好看的照片，对他的柯达照相机推广也有益处。”
袁长坤说：“李谕先生值得尊重，要不是他，看来也请不到诸位来华。”
李谕随口说：“袁兄过奖了。”
贝尔现在玩心确实蛮重，成立航空实验协会也是觉得有趣，所以没几句话就又扯到去哪里继续旅旅游的话题上，“李，你在船上咋说的来着，什么看五岳又看黄山，不看这个又不看那个的。到底去哪座山？”
李谕笑道：“如果求近，看看泰山就好，正好铁路经过。”
伊士曼接着说：“还有传言中的长城、紫禁城。”
李谕摊手道：“长城好说，但紫禁城有点难度。”
伊士曼说：“我本来还想给小皇帝拍张照，回去后绝对能登上头条。”
贝尔戏谑道：“要是去了日本国，你是不是也想进日本皇宫，然后给天皇拍照？”
“那也可以！不过日本的皇宫我听人讲过，太小，没有意思，”伊士曼说，“再说现在中国不是已经不再认皇帝了？这种反差感最能抓人眼球。”
伊士曼挺有商业眼光，李谕说：“以摄影的名义进宫的人并不少，有可能通过。”
“太好了！”伊士曼两眼放光，然后问芮恩施，“公使先生，您进过紫禁城吗？有什么讲究？”
芮恩施说：“朝代更替后，我就没有去过，都是在陆军部大楼或者海军部大楼见总统以及议员。”
伊士曼已然跃跃欲试：“通过您递交照会，一定有机会！”
芮恩施说：“回到北京城后，我见到外交部的人员后帮你问问。不久后紫禁城要举办仪式，盛装华服更加适合你取景拍照。”
袁长坤则说：“诸位到了北京，我会提前告诉交通部长，梁士诒先生一定亲自带你们游历。”
交通部在民国时期是个实权派部门，下设电政、邮政、路政、航政4个司，负责管理全国铁路、邮政、电政、航政等事务。
交通部的权限非常广，所以交通系才能在民国初年成为一支非常强大的派系，目前的交通系是梁士诒为首的“旧交通系”，几年后还有曹汝霖的“新交通系”。
不过其实他们还是一家子，多年后梁士诒从日本归国，新旧交通系同时存在。只不过因为梁士诒比较早，才多了个“旧”字。
他们一直聊玩，而冯如则逮着机会就与李谕讨论飞机相关话题。
正好李谕拿出了刚刚设计好的降落伞设计图，对他说：“这件东西能保命。”
旁边的贝尔瞟了一眼，立刻猜到是什么，也凑过来端详起来。
“李谕院士不愧是全世界最重视安全之人，申请了汽车安全带专利，如今又设计了飞机上的降落伞。”贝尔说。
“这可不是怕死，”李谕笑道，“我一直认为，飞机如果不能像汽车一样摆脱冒险属性，一定不会有未来。”
“这句话我喜欢，”贝尔说，“毕竟谁都不想在七八百米甚至上千米的高空中做自由落体。”
冯如明白李谕是理论大师，于是试探地问道：“除了降落伞，先生莫非还做了其他研究？”
“有的，”李谕又掏出一些演算纸，“我对飞机的空气动力学进行了探讨，同时推导了一下最小诱导力公式。”
理论方面是李谕最擅长的。
贝尔看着这些公式，半天才琢磨出一点端倪：“李谕先生难道是要在物理与数学上说明飞机的空气动力学原理？”
李谕说：“好眼力。”
二十世纪最初的十来年，基本上所有飞机设计师都不明白机翼的空气动力究竟是怎样的，机翼的哪些部分会受到更多的空气动力这种细节问题更无从知晓。
所以机翼才会有很多形状，设计的时候全凭直觉。
没错，真的是依靠直觉……
包括莱特兄弟，设计飞机机翼时没有考虑太多，就是借鉴过往经验，然后用了一点初级的风洞数据，接着就靠脑子里的直觉做出了飞行者一号。
但直觉能让飞机诞生，绝不可能让飞机发扬壮大。
贝尔说：“你的数据非常新，是不是来自法国的埃菲尔先生？”
李谕点点头：“我给庞加莱先生发电报，让他帮忙要了过来。”
两人提到的埃菲尔就是埃菲尔铁塔的设计师——古斯塔夫·埃菲尔。
埃菲尔作为土木建筑师，虽然不懂空气动力学，但是他会建造风洞啊！
而且埃菲尔测量了机翼上详细的压力分布，这些数据成了分析空气动力学的第一手资料。
贝尔翻了几页，然后说：“你的数理能力每次都让我非常惊叹，这些复杂的计算就已经难倒太多人。”
他依然不知道李谕有神奇计算器，在分析数据方面，李谕领先其他人太多太多。
特斯拉则问道：“你看得懂法文的数据？”
目前德国科技最强，英法紧随其后，三国文字不同，很多信息并不能及时同步。
相当多有价值的研究论文在德国或者法国先搞出来，一两年后才翻译成英文。
而英文资料即便不翻译，大部分德国和法国研究者也能看懂。
也就是说现在仅仅懂英文是不够的。
李谕说：“数据自然看得懂，法文虽说不太明白，但我夫人的法文水平相当不错，能帮我翻译。”
伊士曼笑道：“太方便了！”
李谕乐道：“这叫男女搭配，干活不累。”
贝尔翻完演算稿后说：“根据后面的力学分析看，你认为硬壳式机身更好？”
“是的，”李谕说，“从达·芬奇最先设计出薄翼剖面开始，偏纯机械学的设计模式就一直统治飞机设计。但如果多做风洞试验，就可以发现硬壳式设计下的流线型机身更符合空气动力学要求。”
冯如说：“但这样僵硬的结构，不就脱离了鸟类翅膀轻盈灵动的原理？”
“你说的就是问题所在，”李谕道，“鸟是鸟，飞机是飞机，完全是两码事，不能参照鸟类的特点来造飞机，前人已经在鸟翼机上失败太多次。而且硬壳式机身拥有更轻的重量、更高的强度，优点很明显。”
贝尔思索了一会儿说：“但这么做会大幅提升成本，而且一旦受到损伤将难以修复。”
李谕叹道：“这就是材料学的问题了，我看好一种新材料，不过应用到飞机上不知道什么时候。”
“您指的是硬铝？”冯如问。
李谕点点头，然后安慰说：“即便用不上金属，只是使用木材拼接，也能达到一定效果。”
冯如相信李谕的判断：“咱们就用您的结构做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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